1949年解放战争后,国民党逃往台湾。 为防止蒋介石集团破坏我党和人民政府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党组织安排部分潜伏人员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谢含光,就是这样一位红色特工。 他在台湾潜伏了42年台湾结婚,也是我党在台湾潜伏时间最长的红色特务。
谢含光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会看到五星级红旗升起的那一天。
才华横溢的客家青年
谢汉光出生于丰顺县蒲寨镇彩芝村。 他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 谢含光是其次。
1940年,谢含光报考大学法学专业。 由于当年法律专业被取消,他考入了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林业专业。 当时著名学者朱可桢、李四光、陈望道等都曾在此授课。
在农学院学习期间,谢汉光受到这里中共老师的感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向往革命。
朱可桢
1942年7月,毕业后的谢含光回乡与曾修平结婚。 婚后第九天,我应同学之邀到广西桂林的“桂桂铁路柳州农场”任农场主任。
谢含光并不知道,就在他离家的前两天,曾修平的腹中已经悄悄孕育了一个小生命。
谢含光离家不久,曾秀萍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独自在老家生下儿子谢鼎文。 由于当时日军活动频繁,曾秀萍一家经常受到日军的骚扰,她带着儿子去广西寻找丈夫。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为了让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更加安定,谢含光在农场附近找到了一所中学,让妻子在那里教书。
安顿好妻儿后,谢含光又回到了农场。 他表面上是个农场主任,实际上是在为我们党工作。 潮汕沦陷后,许多潮美族进步人士逃往此地。 比如大家熟悉的中共党员邱大胜、王敏、陈静,都得到了谢含光的包庇和照顾。
谢含光与家人合影
好景不长,1944年11月桂林沦陷,谢汉光只好携妻儿迁往四川,以教书为生。
潜伏台湾,接受工作任务
抗战胜利后,广西大学教授来台任省林业实验所所长,特邀谢含光等同学来台工作。
进步青年谢含光应邀兴高采烈地前往,并打算在香港携妻儿乘海船去台湾。 在香港转车时,他遇到了中共驻香港华南分部的负责人,后者要求谢汉光为中共做一些工作。
谢汉光此时还不是党员,但他早在大学时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 工作后,他与共产党的交往也十分密切。 更深刻。
谢含光顿时觉得,自己的台湾之行似乎有些“危险”。 为了保险起见,他让妻子带儿子回老家,自己一个人去了台湾。
曾修平以为夫妻只是短暂的分开,谢含光完成工作任务后很快就会回到他身边。 没想到,分离持续了42年。
来台后,谢含光投靠恩师,顺利进入“台湾省林业实验室莲花池分院”。 后来,谢含光的老师“另辟蹊径”,给了他主任一职。 有了这个身份作为掩护和工作要做,一切就顺利多了。
很多从大陆派来的人员,被谢含光安排到林业实验室工作,使我党很多同志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考虑到谢含光积极参加革命,对党员的信念十分坚定,1949年,经过中共台湾省委多方考察,在张伯哲的介绍下,谢含光举起拳头,向党旗宣誓,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张博哲
坚定的信念
潜伏工作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危机时刻保持坚定的信念。
1949年10月31日,我党在台湾的《光明日报》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译,随后国民党开始疯狂打压杀戮台湾地下党组织,史称“光明案”。
1950年1月29日,中共驻台湾总书记蔡孝谦不慎暴露身份台湾结婚,被国民党逮捕。 由于革命意志薄弱,蔡小倩被捕后,供认了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关系,对中共地下党组织情报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因为蔡孝谦造反,400多名同志被捕,1800多人受到牵连,中共在台湾的组织也遭遇灭顶之灾。
蔡小倩
在实验室工作的谢含光并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 打开一看,看到的是张博哲,让谢含光立刻离开林业实验室莲花池分院。 有通行费30元。
谢含光看到信件,心里咯噔一下,顿时觉得不对劲,连忙跑到嘉义县中埔分局躲了起来。 几天后,一名工人告诉谢含光,谢含光走后不久,就有6名刑警到莲花池抓捕他。 谢含光顿时心头一阵后怕,但他更担心的是其他战友的安危。
谢含光准备前往台中的畜牧场寻找同为地下党员的大学同学梁正清,却被告知梁也已被捕,张博哲下落不明。
张伯哲烈士
一个被捕,一个神秘失踪,他又成了逃犯。 谢含光敏锐的斗争经验告诉他,党内肯定有内奸,台湾的组织网络被敌人发现了。
于是,谢汉光按照张博哲信中的指示,来到了台中南屯村。 在同学的掩护和帮助下,他准备前往台东林场林业改良站。
结果,在路上,谢汉光遇到了一个接近他的农民,声称自己是国民党的逃兵,因为没有户口只能逃到这里。 农夫好心,就把谢含光接到了他家。 后来怕被查户口,他帮谢含光搬到了20里外的深山里。
这时,村长出面干预,想要自保的谢含光只好掏出随身携带的两枚金戒指当“福利金”塞到对方手里。 村长这才同意他留下来。
恰巧,村里有个叫叶一奎的高山农民。 他已经失踪一年多了,而且从未被发现。 在村长的帮助下,谢含光用叶一奎的身份办理了身份证和户口。 从此,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子里,一个叫叶一奎的农民每天干活,非常辛苦。
谢汉光为人踏实、吃苦耐劳,为人和善,很快赢得了村民的认可。 有人见他是光棍,便要告他婚事。 不过告辞的人也不少,谢含光一个都没有接。
不是他挑剔,而是他时时挂念着还在老家的妻儿,所以不想再婚。 谢含光始终相信,自己一定会等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天。 只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在深山中等候,竟然需要三十八年的时间。
其实,如果谢含光当初走出深山自首,他本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谢汉光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对无产阶级的信念一刻也没有动摇。 尽管深山生活极其艰难险阻,但正是坚定的信念,让他在台湾潜伏了四十二年。
回大陆与妻儿团圆
1987年,海峡两岸终于取消了探亲限制。 只要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能够返回大陆,就可以寻找亲人。
1988年12月,谢汉光用台湾同胞“叶一奎”的身份和姓名从香港返回家乡丰顺县。
其实,谢含光心里早就做好了妻子改嫁的准备,连儿子都找不到。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活着真的很不容易,要受很多的苦。 当谢含光踏上回乡之路时,他甚至想,如果曾修平真的再婚,他也会祝福她,因为他欠她和她的孩子太多了。
可谢含光没想到,曾修平还在家里等着他呢!
谢含光
当年他去台湾后,由于一些政治原因,他的妻子受到牵连,甚至被开除党籍。 但曾秀萍并没有埋怨谢含光,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娘家安顿下来。 两人分开时,他们的儿子还未成熟。 再见面时,孙子已经很大了。 看着眼前的一幕,谢含光心中五味杂陈。
回乡后,谢含光开始积极向中共中央组织写报告,要求恢复党籍。 但由于台中党组织在台能证明谢含光身份的战友大多已经去世,当地政府只能将其视为困难的台湾同胞,每月给他一些生活补助。
直到199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多次走访调查,终于核实了谢汉光的党内身份。 不仅帮助他恢复了党籍,还办理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干部生活待遇。
两年后,75岁的谢汉光在自己的家中闭上了双眼,结束了自己英雄悲壮的一生。